康养融合: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产业的新思考
王平君
近年来，养老问题备受广泛关注。在国家层面，有关养老服务的文件密集出台，对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社会层面，一些社会力量纷纷投入养老产业，促进了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特别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对老龄工作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把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今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加强老龄工作时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二是5月27日,在政治局第32次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提出,要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再过10年左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将进一步凸现。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四个转变”的重要论述，无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新的思维和战略。深入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国情，认真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通过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对于缓解养老压力，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口老龄化陷阱”与“国民健康陷阱”
正在产生叠加效应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剧烈的变革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构成社会发展必须跨越的各种“陷阱”。当前我国最主要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我们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遇上了“人口老龄化陷阱”和“国民健康陷阱”。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产业手段加以解决的话，那么，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国民健康问题则需要更加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为老龄问题和健康问题都具有极强的运行惯性，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国民的总体健康水平不断改善，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但是国民的健康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国情下仍然令人堪忧，健康问题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社会问题相关联，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链条。而老龄问题将伴随整个21世纪，老龄化程度也即将由快速老龄化阶段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也随之进入爆发期。老龄化问题又与社会保障、老年社会抚养、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重大社会问题相互交错影响，构成一个很大的矛盾集群。养老同健康一样，都是极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
健康和养老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也是冰点问题。因为人们更多的是从单一层面来审视这两个问题的，忽略了其关联性。如果换一个角度去做这样的思考：当不容乐观的健康遇上压力巨大的养老会怎样呢？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会有新的变化。
2013年的下半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在相距极短的时间出台，说明了两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性。但我们往往是从产业的角度去解读两个文件的，在文件的背后我们只看到了两个日益庞大的市场，而忽略了其背后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那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健康和养老既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影响长远具有强大惯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和力度去解决，则需要几代人去吞食苦果。倘若让健康问题摧毁了国民的身体素质，当缺乏健康的养老成为国家乃至家庭沉重负重的时候，改革成果将因此而消失殆尽，发展的步伐将会放缓，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也会被延迟。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凡是薄弱的地方就需要加强，凡是滞后的地方就需要优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无疑说明了健康形势的急迫性。
国民健康陷阱：一个不容小视的社会问题
我国国民的健康，在近几年虽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中国健康状况2014》一文指出：目前我国接近70%的人口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不足30%的人口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慢病在近几年有较快发展的趋势，目前慢病患者人群已超过2﹒6亿，占总人口的20%以上，这一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由慢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数的85%，慢性疾病的经济负担已占总疾病的70%。
在我国的慢病统计中，许多疾病的患病人数均以“亿”计，如高血压1﹒7亿，高血脂1亿，糖尿病1﹒13亿，脂肪肝1﹒2亿。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杀手，据统计目前发病人数达2﹒7亿，每年死亡350万人，平均每10秒死亡1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1%。据预测，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达到50%，死亡人数将达770万,我国每年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的费用达3000亿元。高血压也是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密切联系的疾病，目前有1﹒7亿高血压患者,而脑卒中正在上升为第一死因。据有关报道，我国脑卒中每年新发病列200万，以9%的速度增长，死亡率高出欧美国家的4——5倍，每年相关治疗费用超过400亿。
糖尿病的患病率已占全人口的11﹒6%，目前统计患者已超过1﹒13亿。据预测糖尿病的“后备军”达到50﹒1%，每天新增加病例15000人，每小时增加600人，每分钟增加10人。糖尿病的并发症患病率高达73﹒2%，极易合并为心脑血管疾病，是现代疾病的第二杀手。国际糖尿病联盟主席保罗·齐梅曾表示，糖尿病正演变为中国的一场灾难，目前糖尿病人中国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癌症在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2014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高居第一位。目前，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312万，因癌症死亡超过200万人。据《中国癌症年报》显示，中国每分钟6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分钟5人死于癌症。肺癌是我国的癌症中的第一杀手，每年新发病例65万，占所有癌症的1/5，每年死亡53万。
健康问题给国家和社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统计，2014年医疗卫生费用财政支出突破了1万亿，占财政支出的6﹒7%，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突破3000亿，增长了15﹒1%。据人民网调查，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长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过去5年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水平增长8﹒9%，而医疗卫生支出则增长了13﹒5%。医疗卫生消费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继家庭食品、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据资料显示，在未来10年，我国有35%的家庭因健康耗尽所有积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毋庸置疑，健康问题已是21世纪中国的重要国情，它对一个民族健康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都不容小觎。
人口老龄化陷阱：本世纪最严峻的挑战
我国正在由快速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化阶段迈进。目前我国60岁的老年人已达到2﹒3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5%；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755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0﹒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龄化将呈快速发展趋势,目前80岁以上老年人已接近3000万。据预测，到2034年，80岁得高龄人将接近1亿；到2050年将达到1﹒08亿。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一项综合性的挑战，它除了挑战社会养老保障外，更多的挑战来自老龄人口的高龄化、病残化、失能化、空巢化等所带来的压力，它不仅构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也构成了社会和国家负担。
在社会保障层面，养老问题面临几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养老金的压力，2015年《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我国制度规定60岁退休者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为11﹒6年，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养老金预计发放年数则低于了预期寿命8年。在老龄化的背景下，还出现了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而缴纳人数的减少情况。近年来有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不断被社会质疑和担忧，据有关测算，2013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预测到2033年达到68﹒7万亿。二是养老金替代率问题。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在1999年以前为75%，之后逐年下降至目前的40%以下，养老金替代率一般下降到50%，则退休生活水平就会降低，而我国国民的养老规划意识和手段却明显滞后。三是基本医疗保险业同样存在风险。由于医疗费用的持续增长，有人预测到2017年基本医疗保险有可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
其实，我国所面临的健康方面的挑战,也更多的是来自于老龄化而带来的健康危机，也可以说，挑战养老问题更多的是挑战日益庞大的高龄人群,以及失去健康的病残失能人群带来的压力。据调查，老年人发病率是非老年人群的3——4倍，住院率高2倍，有42%的老年人患两种以上疾病。据2014年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1﹒3亿，其慢病患病率已达53%，医疗费用支出为青壮年的3倍，占医疗总费用的30——35%。另外，我国目前失能老人已有4000万，其中完全失能1200万，随着高龄化的加剧，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呈快速上升趋势。老年痴呆发病率在我国持续上升，1990年痴呆患者为370万，2010年达到920万，目前已有1000万。老年痴呆的患病率60岁为5%，65岁为7﹒2%，80岁将超过20%以上，目前我国每年有30万的新发病例。老年痴呆不仅需要高额的医疗费，还需要高额的照护成本。由此可见，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未来，老年慢病，老年失能、老年失智不仅对医疗还是照护都提出了挑战，在其背后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支撑。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本质是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多适龄劳动人群的减少，而造成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的压力。然而，由于健康问题造成带病、失能、失智人群的增多，更对未来人力资源的匮乏带来严峻的挑战。伴随着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以及失偶化和失独化的大量出现，在深度老龄化时期，人力将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这无疑会大幅度提高照料护理成本，会导致一部分老年人老无所依，老难所养，终身孤老。综上所述可以断定，当健康遇上养老，当两个重大社会问题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将成为我国在本世纪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康养融合：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新思路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除了挑战社会的保障能力和水平外，更多的是挑战老龄化形势下的国民健康问题。国民健康水平提高了，养老压力才能得到缓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转变”的重要思想中，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极具前瞻意义。
加强向全生命周期的准备就是在较早的生命阶段就要考虑养老问题。做养老准备的目的就是应对深度老龄化阶段高成本的养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做到未雨绸缪；二是必要的物质准备，要进行养老规划，解决养老金替代率走低的问题。其三是健康的准备，这是养老准备的核心，也是降低养老成本的作重要方面。健康准备既是一个个体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说到底就是健康老龄化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养老是健康的养老，而不是慢病的养老，失能失智的养老，长期卧床需要照护的养老；更不是靠巨大的医疗费用维持低质量寿命的养老。向加强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的目的，就是要让庞大的慢病“后备军”通过健康的手段减少进入医疗的行列，让更多的人不要过早地进入失能、失智需要高成本照护的行列。应对老龄化的战略目光，不仅要着眼目前的2亿多老年人，而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进入老年行列的几亿的“后备老年”。这样才能构建健康老龄化的战略，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
从养老服务产业的角度来看,“四个转变”的战略思想，也为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应该看到，近几年在发展健康服务业和养老服务业方面，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医疗的需求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健康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似乎过多地强调了老年人大量的照料护理需求，而忽视了通过大健康的理念以及健康服务的手段减少或缩短这种看似必然的需求，因为健康是降低家庭和社会养老成本的重要手段同我国的健康关口需求前移一样，养老的关口也需要前移，而养老关口的前移就是把重点放在健康服务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认为，健康服务不同于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前提是生病，这个需求弹性小，服务特殊性强，市场机制作用受限。而健康服务业是以医疗服务为中心的前移和后延，生病不是前提，而是需要少生病，生小病，晚生病。消费者福利增加了，这个市场需求弹性相对大，市场机制作用大。
当前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对于解决健康和养老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模式是底线性的、保障性的，在关口上是相对滞后的。从产业的角度上看，“医养结合”以医院和养老机构为载体，市场作用机制有限。根据我国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仅占3——4%，而97%以上的居家养老部分则很难顾及，因此，养老关口前移的就是优先发展健康服务业，走健康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之路，即“康养融合”的模式。“康养融合”模式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健康养老问题，也涵盖了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问题，构建了养老的大格局。从美国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在美国制药与医疗、医疗器械和健康服务三项中，健康服务份额最大，占健康产业的65%，并且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
健康产业与养老产业不仅在宏观上有着极高的关联度，在产业链上有许多交叉重合的环节，不仅健康产品和养老产品有着极强的互融度，在产业链的融合中还衍生出许多新的行业，辐射出新的市场。在产业融合方面，除了产品的适老化方向外，更多地是在服务方面的融合。当前至少有几个方面具有极高的融合度，比如养老规划与健康教育的产业关联度极高。养老规划在我国还是空白，而健康教育一直是我国社会需求量最大而市场发育迟缓的产业，对养老的规划其中包含了健康规划，有足够长的产业链，应该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产业。同时养老规划和健康教育也是“向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重要内容。健康管理产业是养老产业的重要要内容，是一个贯彻全生命周期的上游产业，平台大，涵盖面广，产业链长，市场领域宽广，涉及生活的多个方面。
健康产业是一片诱人的蓝海，养老产业更是一片令人欣喜的蓝海，在两个产业的融合的时候，会诞生出一个大于两个产业自身的一个更加广阔的蓝海水域。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健康产业规模不足2万亿元，到2020年将达到8万亿元。养老产业规模在未来10年将达到10万亿元。从老年人口消费潜力展望，从2014年至2050年将从4万亿元左右上升到106万亿元。当健康与养老携手，当两个产业有机的融合，才能走出困局，才会给健康的负重与养老的重压松绑解缚，那一片巨大而广阔的海域终会泛出希望的蓝色之光。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解决在深度老龄化时期养老的问题，在“医养结合”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康养融合”积极战略，才不会陷入“病——医”的循环，而是走向“康——养”的良性轨道，从而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