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引发全国讨论，已有半年。
半年间，多家媒体呼吁、各地教委表态、政策明确要求：“把课间还给孩子”。
可以说，破除“课间圈养”已成共识，一些地方也做出积极改变，但遗憾的是，在更大范围内，孩子依然没能在课间走出教室。
消失的不只有课间十分钟。运动会、中长跑、春游、秋游……这些孩子们喜欢的活动项目“消失”的背后，除了运动场地不足、学业压力过大等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学校、老师被“安全责任”搞怕了。
“我也想孩子们去外面跑，但万一有个小磕小碰、骨折流血的，谁负得了责？”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老师这样解释学校的“苦衷”。
在今年全国**上，不少代表、委员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我们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张玉清、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一起聊聊：
怎样才能打消学校顾虑，寻回课间十分钟，让孩子们痛快地撒个欢？
张玉清：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佟丽华：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
赵精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
出了事，谁担责？
其实，怎么划分校园安全责任，各类规定已有不少。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5年，接触了大量校园伤害事故。据他介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纠纷，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
学生不满8周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学校得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才能免责；学生8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受害方得证明学校存在过错。
除此之外，相关规定还散见于刑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全国性法律；《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等部门规章；以及各地方的校园安全条例。
但是，部分教育界、法律界人士认为，虽然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可过于分散，缺少自上而下的体系化制度，还有一些校园安全问题没有涉及，立法体系仍不完善。
多年以来，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制定一部专门的、针对性强的“校园安全法”。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张玉清认为，在校园安全管理上，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还不够明晰；责任认定和解决纠纷时，法治化程度不高，且过度强调学校、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校园安全问题，学校、老师、家庭、社会都不能松劲儿”，张玉清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校园安全法”，以及配套的法律法规，厘清各个主体的责任，让处置校园伤害事故有法可依。
他认为，一方面，既要明确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保护职责，让学校在职责范围内承担法定责任，监督好学校的安全工作；同时，也要避免赋予学校过高的法律义务而无免责条款，使得教育活动缺乏保障、“因噎废食”。
目前，在推进学校安全立法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难点，进展相对有限。
2019年和2022年，教育部曾两度回应相关建议，称正在推进学校安全立法，已经进行了立法研究和调研工作，但受限于立法资源紧张，暂时没有列入相关立法规划。
“一项立法工作，不是简单开个会，需要调研、研讨审议、征求公共意见等多个环节。很多部门都有立法需求，但立法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没办法同时进行所有的立法任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解释道。
立法有困难，但校园安全的责任问题，也不是单纯制定一部法律能解决的。“何况，各地、各个学校情况不同。如果标准完全统一，部分学校也确实做不到。”赵精武说道。
“其实对于责任划分，现有的法律制度已经够用了。”佟丽华认为，问题核心在于，好好执行这些规定，不容易。
分清责任，为啥麻烦？
学校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无责任。这一点，国务院、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先后发布过多条意见，要求明确划分安全事故责任。
规定摆在这，可为啥学校、老师依旧难以轻装上阵？
首先，绕不开一些家长过度的保护。“现在每个家庭普遍只有一两个孩子，家长都很宝贝，有时候维权意识过强。”
辽宁省某小学的路老师，从业5年。据她观察，每个老师基本都会遇到个别“熊家长”，孩子稍微磕磕碰碰，都要举报、投诉老师。
“还有些家长，在孩子出事后，提出过高的索赔要求。一个很小的伤，就要索赔十多二十万，没有法律依据。”佟丽华补充道。
之前被网友玩坏的“我家子涵怎么了”，就是个典型例子。去年年底，一位幼师晒出家长群群聊记录。因为孩子被蚊子咬了，一位“子涵妈妈”向老师兴师问罪：“幼儿园就这样看孩子的吗？为什么没有咬别的小朋友？”
遇到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纠纷”，学校无法自行解决的，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介入。
“但是，为了息事宁人，个别地方教育部门，还没仔细调查前因后果，就第一时间处理校长、老师。”张玉清表示，在有些安全事故的处理上，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简单粗暴。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类似“和稀泥”的现象。佟丽华介绍：“有些时候，学校是否存在过错，不好认定。法院就认为，既然是在学校出的事，学校或多或少得承担点责任。”
学校要证明自身无过错，往往也存在一定困难。以学生跑步摔伤为例，学校得证明：操场没安全问题，比如操场栏杆、跑道硬度、体育设施等都符合标准；又要证明尽了教育监管义务，比如体育老师在场、日常进行了安全教育等等。举证难度相对较高。
佟丽华认为，现在学校普遍缺乏专业力量来处理纠纷。
“有的校长就跟我说，自己教数学出身，对于调解、诉讼这方面确实不了解。”路老师也说，“但凡出事，有家长较真，学校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处理，哪怕最后不担主要责任，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来自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层层压力下沉，学校、老师为了“自保”，只能更严格地看管小孩。
旧观念，该变了
“破除‘圈养’，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教育观念的问题。”
正如一些委员、学者所说，打消安全顾虑、寻回课间十分钟，最关键的是转变观念。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Sora都能做视频了。我们的教育，也要适应时代变革。在AI冲击下，填鸭式刷题、死记硬背，行不通了。未来，更需要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创造力和活力。”
“以保护孩子的名义，教室都不让出，还谈什么健康和活力呢？”
无论是学校、老师、家长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只有从根本上意识到时代的需求，才能做出实实在在的改变。
体育锻炼、嬉戏打闹，这是法律赋予孩子们的权利，是孩子们的天性，也是学校必须承担的责任。怕出事情，怕担责任，就把学生“圈养”，确实省时省力，但不是一个教育者、一个学校应有的担当。
何况，学校的安全防范，确实还有很多改善空间。安排专业的安全员、引入技术管理设备、创新管理方式、加大安全巡查力度……这都是可以做的事。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不仅要监督，也要支持。避免在层层行政管理中，将原本立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异化为“无限责任”。
2021年教育部出台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就提到，政府可以通过购买专业服务、成立社会组织、健全调解机制等方式，帮助学校解决此类纠纷。2022年11月，北京市就成立了“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配备专职调解员，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
2008年起，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牵头下，校方责任保险逐渐普及，至2014年已覆盖全国。需要担责赔偿时，学校的负担也能减轻不少。
当然，家长更应意识到，孩子长大过程中，磕磕绊绊总是免不了。“水至清则无鱼，要让孩子绝对不受伤害，是不可能的。不要一有小问题，就给学校施加压力。”
对现在很多成年人来说，小时候课间不仅仅是为了上厕所，还能跳皮筋、踢毽子、玩游戏、打乒乓球……学生时代的友情和感动，都萌发于那稀松平常的十分钟。
休息、发呆、大笑、欢呼、吵闹……在这十分钟里，让我们“变成”小孩子，不只是学生。希望每个时代、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课间十分钟。
参考资料：
[1]杜圆春, &李丹妮. (2019). “可否将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中国青年报.
[2]刘京翠, &赵福江. (2022).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对全国16,166名班主任的问卷调查.教育科学研究.
[3]印柏同, &覃思. (2023).小学老师生存现状：上课成了“副业”？.三联生活周刊.
[4]高玉建.(2023).基于文本分析的学校安全地方性立法完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