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
午后脑袋昏昏沉沉。我提了两套新近先行出版的《汪曾祺别集》，一套八本，一大瓶农夫山泉，还有一张粉红的塑料垫布，来到北四环路安徽大厦西侧一处过街地下通道。
在出门前一刻，我又一回犹豫要不要带上小泰迪嘎嘎。霎那间，我望着他渴望和我一起出门的可怜眼神，下决心还是把他带上了。不带他去，是考虑到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总是累赘，他跟着也是受罪。带上他，是个伴儿，否则自己一个人不免孤单。
这时，我想到曾经短期住在布拉格写作，有时一个人无所事事，从住处步行三五分钟来到那座闻名世界的查理大桥。桥头桥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在这座横跨伏尔塔瓦河两岸的古老桥面两边，几乎布满一个连着一个的地摊儿，出售名城旅游纪念品的，演奏卖唱的，人像素描的，也不乏乞丐，他们永远把头深埋在光滑锃亮的石钉地面，头上罩着连领衣帽。乞丐的身边总是安静趴伏着一条大狗。过路人看到那可怜巴巴的红眼大狗，也会给摆放在嘴边的不锈钢狗食盆里丢下几个克朗硬币。硬币落入的动听声音，让那狗的眉头轻微舒展，他的眼皮也会跳动几下，眼睛里都是无辜委屈。
我想，我的嘎嘎兴许也会派上用场，他不是我的累赘，他从不给我麻烦，他只会给我帮助。所以，我要多多带上他的零食，牛肉奶酪小食棒，我们就这样的去练摊儿了。嘎嘎出门即刻一泡大尿，尿得一滴不留，仿佛他知道接下来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
这是下午两点四十分。地下通道里已经有了一个水果地摊，一个旧书摊，一个花卉盆植摊，一个日用、拖鞋、钱包小皮具摊和一个出售立体动物、风光画片的摊子。在我的《汪曾祺别集》地摊之后，又加入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女性首饰摊。
“你卖书，我也是卖书的，能挨着你吗？”我问那个旧书摊主。
他站起身，“您别挨太近。”
“您看多远合适？这儿行吗？”我在与他的摊子相隔四五米的地方站住。
“不用不用，没那么远。”他追上来，似乎有一点过意不去。
我退后两步，“这儿，成吗？”
“成成，没问题。”他说，“瞅瞅，您带什么书？”
他看我牵着嘎嘎，一下子腾不出手，主动帮我铺展垫布，帮我摆放图书。一边做着，他说：“就这几本书？能卖什么钱啊！而且，你这还都是新书。现在有几个人看书啊，都看手机，走路都看手机，真看书的一般只认旧书。再说，新书哪儿都能买，你卖不出钱。”
我跟他说，你知道汪曾祺吗，今年是他诞生百周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这个书的编者，这可是一套最好的选本，有必要的注释。他说他当然知道汪曾祺，却反反复复强调告诫我，你这书地摊儿上肯定卖不动。他说他摊子上的旧书一般都是十块二十块一本，到五十肯定就卖不动了。他的旧书都是人家当成垃圾废纸卖给他的。这位旧书摊主终于找到一个能和他谈谈书籍的同行。他哀叹北京某大学一位老教授夫妇离开人世后，他们的子女把那么多藏书当成垃圾处理，因为要马上腾空装修房子出租。他说那些子女根本不懂这些书籍的文化价值是可以变成很多钱的，也许几本书就顶得上一年的房租收入。
旧书摊主老陈，他比我晚生四个月，我还是叫他老陈，他的上下门牙都是空的，张嘴只有两边各有一两颗牙齿暴露出来。我的嘎嘎蹲在地摊上十分好奇老陈的大嗓门和飞快语速，这时也在张嘴应和着，不过嘎嘎将要九岁了，他除了三四粒门牙，其他的都掉光了。
地下通道里手机联通信号全无。我想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屏蔽之前，最后看看有什么重要信息，特别是要通知《汪曾祺别集》的出版统筹、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分社的社长金马洛，他知道我要先行尝试练摊儿，也许他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我得告诉他我的手机没有信号，我在地下通道里。
我怀抱嘎嘎盘腿坐在地摊上，脚前是铺开的《汪曾祺别集》。通道里有微风荡来荡去，我把口罩一直拉到兜住下巴颏，我不想遮蔽自己。这处地下通道就在我住处大院门外，那些下班或出门的熟人有看到我，也有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只有一位靠近了问一句，“你这是响应国家号召摆地摊儿吗？”其他路过的熟人看到了，基本都赶紧回避着我，有的被我叫住了，个别热情打打招呼，大多流露出对我这个城市无业居民的同情目光，还有居然将我视为完全陌生。后来碰到一位熟悉的博物馆馆长，我低声对他解释，我这是行为艺术，体验体验，拍拍照片搞宣传，因为今年是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诞生百年，我们编辑了这样一套他的作品。我觉得馆长大人似乎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思，其实我也说不透自己的意思。
再来说那旧书摊主老陈吧。我问他一天到晚摆摊儿，解手怎么办？他说，尿尿，就上去到街边小树后头解决，大的，早上出门前在家解决，摆摊儿基本不喝水少吃东西。他说，摆摊儿男的，哪个不得前列腺炎！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前列腺炎是否和憋尿或饮水少有关？要么就是长时间的低矮坐姿？老陈又说，他家有一万多册图书，他经营旧书地摊儿已经有了十年。他现在照料着病中的老母亲，不一定天天出摊，每天也没有固定时间，照他话说：“咱们自由职业嘛！”说完，那张空落落的嘴巴哈哈自嘲一笑。老陈大概一周能卖两百元。他看出我的疑惑，补充说：“我当然不能靠它了，靠它还不得饿死！”
我问：“除了摆摊，你主要做什么？”
老陈站着说话，身体忽然轻飘起来，就势往白色脏污的瓷砖墙上一靠，“我做股票啊，做股票！”
这回可是轮到我哈哈大笑了，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笑了半天，我说：“你做股票，你做股票……”我简直说不下去了，连续咳嗽。
“唉，”老陈忽然显得有点羞涩，“我做股票，赚钱的。”
“你，做股票，赚钱？”我还是忍不住笑着。
老陈也笑了。不聊了，聊不下去了，他低头转身去照料他的摊子，并且他那边的水果摊主才是他说话的忠实听众。老陈后来又聊了一些，我就不写了，他的话题大多涉及鲁迅、徐志摩、康生这些人物的历史典故，边说边乐，讲的真真切切，也颇为生动。
我盘腿坐在地摊垫布上，嘎嘎坐在我身边望着我。猛然想起他的零食，从腰包掏出来给他吃。吃了，还要，再给他。吃了，又要，按说是不能再给了，想想，还是给他。我觉得靠在肮脏的瓷砖墙上，后背寒冷异常，赶紧坐直身体，我意识到这会引发一场严重的感冒发烧。
斜对过那位卖首饰的年轻女子出现了，很朴实的样子，人也富态。自行车后座驮个方正扁木箱，侧立起来，打开，箱盖边上镶一圈银色闪烁小灯泡，箱内和箱盖摆满挂满了耳饰、项链和发饰、戒指，她说这些廉价首饰都是广东那边生产的。她说，现在也不能随便摆摊的，你也不要再招人来这里了，千万别招朋友来了，否则通道里摊位多，太乱，行人来不及看，大家生意都不会好。
眼前是众多的腿脚往来穿梭，看久了头晕恶心。猛一抬头，出版人金马洛拎着两口袋书站在我面前，这时已是三点四十分，我已经在这里蹲了一个小时了。
马洛来了，我真高兴。他先是背着手弯腰到老陈的地摊看书，如同上面下来的干部体察民情，左右翻翻，立即买下三本，而我这里不要说开张，路过的没有一人注意我。刚刚一群放学的身着校服的高中生路过，我友好地问他们，同学你们知道汪曾祺先生吗？他们沉默，视而不见，赶紧走开。马洛给老陈开了张，一家伙老陈就收了四十多元的流水，我有一点嫉妒没了门牙的老陈。
那个首饰女摊主这时从提包里掏出塑料袋，把脸埋进袋子里吃东西。我问她，怎么才吃饭，这算午饭还是晚饭？她说不是饭，是水果，出来摆摊儿不吃饭也不喝水，就吃一点水果。
我对马洛说，自己后背大概着凉了，恐怕要生病。马洛赶紧返回停车的地方，从车上拿了两把便携式野外帆布小折椅。坐下来，马洛要我在他手机上看看他昨天的诗歌新作。可是，我这个时候的世界里完全没有诗意。我说了两声，你写的好。
我发现，老陈并不坐在自己的摊位上，而是甩手四处游荡，拎着他的小马扎找别的摊主聊天，或者他坐在距离自己摊位一两米的距离。行人路过，老陈的摊子如同无主照料，在喧嚣中衬出了局部宁静感觉，翻书的顾客得以安心专注选书。直到有人拿起一本书扭头四下寻找摊主的那一刻，老陈好像脑袋后面也长了眼睛，慢慢走过去，这就又成交一笔。
我跟马洛说，我们不能坐在摊子上，离远一点，但是嘎嘎要在摊子上守着。嘎嘎真是少见的“好狗”，他不出声，也不怎么动。他在汪曾祺先生的后头蹲守着，时间长了，他会用两只前爪轮流挠挠耳朵，或者将头勾到腹部舔舔小鸡鸡，然后改为卧姿，视线专注地左右望着来往的行人。时间很快过去了，天色渐晚，人流加大，可是没有人看我的书，在这个地下通道里，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没有读者，更没有粉丝，粉丝全都属于我的嘎嘎。
看，看，看啊，这小狗，多听话啊，看小狗，多好看啊，好懵啊，你好小狗你好，怎么这么老实呀，一动不动，你是假的吗，你多像个玩具狗狗啊……
有大长腿对嘎嘎招手，有爱情片里女主角模样的美丽姑娘向嘎嘎飞吻，努嘴亲亲，亲亲，亲亲……
已经过了傍晚六点半了，我们收摊走人，和老陈和首饰女摊主道声再见。今天练摊儿近四个小时，没有开张，甚至就连开张的一丝一毫迹象也没有。
我望着地摊上的《汪曾祺别集》，汪先生，我在这里，你还好吗？
2020年6月4日夜
作 者 简 介
龙冬，《汪曾祺别集》之《茱萸小集》《逝水集》编者。
编辑、作家，代表作品有长篇散文集《一九九九：藏行笔记》《喝了吧，赫拉巴尔》和小说集《戏剧零碎》等。青年时期与汪曾祺先生亲密往来，是汪曾祺散文集《逝水》的初版编者。曾任北京十月文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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