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路边摊”自古以来就存在。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小摊是禁是放，该堵该疏，一直引发探讨。最近，因为市人大的一部法，“摆摊”冲上热搜第一，成了上海市民热议的话题。
9月23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关于设摊不再“一禁了之”的内容最受关注，网友纷纷“给上海点赞”，称此举体现民意，尽显城市“烟火气”。但亦有管理者表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
从“一刀切”的禁止、取缔，到如今的“适度放开”“有序设摊”，立法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打开了大众的想象力。香风辣雨、嬉戏游乐背后，如今在上海摆摊的是哪些人？秩序与活力之间，该如何进行平衡？为夜间经济探路的摊贩，给上海的消费环境带来了什么？
这几天，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探访上海的首尔夜市、思南夜市、周浦夜市、“森林里”夜市等，也跑了一些流动摊贩的点位，并采访了摊贩、市民、专家、管理者等多方人士，记录期盼这份烟火气回归的都市人心声。
嘉定州桥老街夜市。 海沙尔摄
摊贩的账本：谁在摆摊
这些年，上海中心城区的摊贩数目大致呈一条曲线。随着彭浦夜市、乍浦路夜市、寿宁路小龙虾一条街等知名夜市的陆续消亡，流动摊贩数目逐年锐减。而这两年，在发展夜间经济的机遇带动下，摊贩也在逐渐复苏。
周末夜晚，天安千树的河滨步道西区，“森林里”夜市人流如织，老徐的“地摊照相馆”人气很高。老徐此前经营着一家摄影工作室，2020年疫情后，工作室的生意出现小断档，恰逢上海推动夜经济，他就带着摄像器材来集市拍照，想着拓宽商业渠道。
老徐的“地摊照相馆”
自此，他的地摊之旅就再没停下来过，乐民集市、思南公馆、南丰城、安义夜巷……上海的集市老徐跑了个遍。最开始，他的摊位只有一张桌子，后来，和集市上的朋友合作，以房车为载体，一边作为拍摄舱，一边售卖咖啡，挂满照片的房车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老徐说：“最初，我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直走到了现在。”
记者调研发现，上海的夜市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租金模式，主办方收取日租或月租，如果是月租，随时可退押金；一种是抽成模式，根据摊位的位置和面积进行一定比例抽成。一般来说，越是靠近市中心，摊位费越高。“森林里”每天400元，“首尔夜市”每天300元，“周浦夜市”100—150元不等。
摊贩们心头都有一本账。与开一家商场或街头的店面租金相比，摊位的成本已经很低。生意好的话，摊主一晚上能赚上千块，少的勉强也可以覆盖成本。摆摊又比较自由，比做快递小哥时间上更为灵活，也没有上班族的烦恼。
阿龙的章鱼烧摊位位于“森林里”夜市的东侧，虽然位置靠后，但人气很不错。2017年，阿龙从台湾来到大陆，在天津跟师傅学做玉子烧。两年后，店面合同到期，朋友就喊他一起来夜市做生意。“江浙沪的夜市生态也比较好，我先去了锦江乐园夜市。”因为口味正宗，他做的玉子烧、章鱼烧还有台湾挂包都销路不错，在安义夜巷摆摊时也很受欢迎。
阿龙的章鱼烧。 刘雪妍摄
阿龙算了一笔账，摆摊比开店少了店租等成本，进账比较快，压力小一些。但从去年11月到今年夏天，一直没有生意，而摊位设备和物料放在仓库里，雇佣的工人还要包吃住，阿龙很着急，终于等到夜市开张，赶快来报名。
美食摊位往往是夜市的灵魂，也是最接地气的。阿龙隔壁的摊位主打蚵仔煎，他原来在仙霞路上经营一家饭店，专做台湾菜，前几年关掉店面，开始做夜市生意。周庄、苏州、台州等地有活动时，他和阿龙等朋友们也都一起去摆过摊。
到底是谁在摆摊？记者排摸下来发现，在郊区、城郊结合部，摆摊的多是卖自家农副产品的农人，而市中心的夜市摆摊人中，有开餐馆开不下去的经营者，有失业暂时来摆摊的过渡者，也有作为兼职补贴家用的职场人，这几类多少有点不得已的味道，但是也有不少市民主动选择摆摊。比如不愿意被正式工作束缚的人，还有不少人把摆摊作为练手或者增加流量的一个渠道，甚至是一家实体店的前站。
首尔夜市上的花。 李茂君摄
阿度的鲜花摊位设在“小上海步行街”入口处，他用彩色荧光笔写下“浪漫不死”的牌子。阿度是“95后”，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7月底开始，他每周末来“练摊”。“一晚上摊位费150，比市区便宜，生意也还可以。”阿度的鲜花是网购的，收到后要先醒花，虽然摊位只有两平方米，但阿度组建了客户微信群，还拓展业务，提供在线选花、上门送花的团购服务。他很乐观：“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地摊，但没准生意能做大呢！”
阳阳周末也在这个夜市卖花，周内会去地铁口“打游击”。阳阳一直想有自己的花店，但目前还不具备实力。辞职后，她认真做了打算，从找渠道、选品、搭配、包装，到经营线上店铺、运营社群，她盘算着通过摆摊和线上渠道积累到资金和客户，自己离开花店的梦想就不远了。
“森林里”夜市。 刘雪妍摄
记者注意到，相比在夜市固定位置的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少，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在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但在本市人流多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
晚上11点半，在地铁口卖炸串的周姨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立刻招呼其他摊主收摊，大家心领神会——城管来了。周姨和丈夫一人一个摊位，摆在两个相邻的路口，远处的儿子见机给父母通风报信。周姨他们骑上车，藏进一家商铺的通道里，灯一关，隐匿在黑暗里。
市民的体感：夜市是活力的载体
都说“人间烟火气，当数夜市最浓”，在这部法规的评论里，网友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即“烟火气”。法规中对设摊经营的不再“一禁了之”，让市民读到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治理气度。
“童年的回忆和上海的烟火气一起回来了！”老田停好车，走进周浦夜市后感慨。天刚擦黑，周浦夜市已是人声鼎沸。步行街两面是古色古香的殿宇楼阁，中间的小摊次第排开，水果生鲜、烧烤肉串、衣服饰品、美甲、套圈、气球、鲜花……应有尽有。老田家在长宁，这次专程带着女儿小美来“赶集”。“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隋唐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了，有历史嘞！”
周浦夜市。 刘雪妍摄
像老田这样专程逛夜市的市民不在少数。有人就喜欢郊区夜市驳杂的热闹感，说在这里看到了“接地气的上海”，还有摄影师专程来拍这种人间“烟火气”。你会看到，来逛夜市的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幸福”的表情。
在上海生活打拼多年的小柳，最爱的是寿宁路小龙虾，每当小龙虾上市那一季，她就呼朋引伴去尝鲜。伴着夜市的记忆，除了碳水食肆的美味，还有一份绵长深厚的友情滋养。不少市民说，缺少了摊贩的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几分灵气和暖意，在小柳眼里，夜市就是一种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和从中结成的情谊，使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夜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乡愁，亦是年轻人的乐园。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夜市话题均为流量热帖，每个从蓬勃夜市归来的“90后”、“00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修图发朋友圈。有的甚至开启实时直播，而这些网上的流量又引来线下流量，为夜市积攒人气。有人还会总归出上海摊贩的流动地图，比如文化广场晚上10点剧目散场时，周边会有好吃的摊贩出现。
周浦夜市一角。 刘雪妍摄
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指出，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庞大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高端人才，他们需要有人在餐饮、服饰、休闲等各方面提供服务，而这种服务是多层次的，既会去高档餐厅、购物商场消费，也会在路边摊吃个早点、夜宵，买个耳坠、短裤什么的。而后者，就是摊贩的商机。这也是为什么摊贩喜欢往北上广深跑，且喜欢到市区摆摊，因为那里的潜在客户最多。
“没有人不爱路边摊，除了周边的居民。”住在彭浦的老居民孙琴此前是彭浦夜市的投诉者。“炒河粉的摊位就在我家楼下，一直闹到凌晨4点。彭浦夜市取缔后，一下子清净了。”不过，几年之后当孙琴搬住到虹口后，她又异常怀念当年的盛景，成了夜市的支持者。“那个叫闹猛啊，活色生香！”
在几个城市居住过的刘先生发现了魔都夜市的海派特色。在上海的地摊上，你可以看到20块3条的短裤、10元一打的袜子，但也有知名品种但售价低廉的猫和狗，有名贵而性价比超高的花草，还有小众但品味不俗的精油、香膏。有人还惊喜地发现，可以淘到欧洲早古的小家具。“上海夜市就是个宝藏之地。”
记者的探访也印证了刘先生的印象。灯火璀璨的“首尔夜市”，最热闹的就是银亭路到虹莘路这段300多米长。这里不仅有琳琅小吃，还有各式品种的摊铺，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刚才那只柴犬是卖掉了吗？”兜了一圈过来，有顾客发现看上的那只狗已经没了。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周浦夜市，老田发现，有人在卖可爱的猫，居然还是赛级水准的银渐层。“800元一只，疫苗都打过了”。摊主说。
有摊主在周浦夜市卖猫
“我们可能过于执着于洁癖式的秩序偏好，而忽视多样化的需求。”在复旦大学教授唐亚林看来，都市烟火气就是生活气、人情味、多样性，它的呈现往往是混杂的，热热闹闹的，让居民感到生活方便、便宜、有趣，这是一个城市的内生活力。
城市离不开摊贩，这是城市居民的需求决定的。唐亚林说，市井生活就似路边摊的汇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计之源，是就近方便、经济实惠、随看随买的日常消费品之地，也是年轻人来个小吃、发个呆、打个卡、发个照的放松之地。这在奉行管理整齐、城市整洁、规规矩矩的单一秩序美学思维下，这种往往是驱赶、被取缔的对象，但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往往也导致死气沉沉，而摊贩等夜市经济恰是激活城市活力的几个眼。从这种意义上说，法规对设摊的有序放开，传递出一种包容开放的积极信号。
管理者的考量：活力与秩序的平衡
摆摊不再“一禁了之”，但也绝非“一放了之”。市民对法条一片叫好的同时，也有管理者透出些许忧虑，有人坦言，“烟火气”不好管，往往就变成了“火气”。
市民需求关乎“里子”，市容管理关乎“面子”。市容管理就是一本账。在周浦夜市，清洁工大叔指着地上散乱的竹签、纸盒，向记者吐槽：“这怎么扫？扫了前面后面还有，永远也扫不干净。”他说，夜市12点过了散摊，垃圾要到了早上5点统一打扫清运，至于烧烤摊留下的油污，要到每周内人少的时候再全部刷洗。
夜市地上的垃圾
夜市星光灿烂，运营和管理成本并不低。一场夜市的背后，除了组织方的精心策划，还涉及多部门的联合行动。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项觉说，如果划定在一定区域内开夜市，需要交通部门的支持；防疫工作如何做，需要卫健委给予指导；食品摊贩的证照是否齐全，需要市监管局的监督。摊贩的市容“善后”，需要街道、市容绿化部门来管，一旦有流动摊贩混入夜市，城管要来执法。
此番对设摊经营的立法疏导，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哪里可以设摊？与居民区的距离多少为好？公共市政设施是否完备？遇到交易纠纷如何调处？辐射人群是否匹配？……这都更需精细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
美食摊位是夜市的灵魂。 刘雪妍摄
在活力与秩序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采访中，不少管理者开始从更高层面认识到“烟火气”对上海的价值。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陆永妹说，倡导有序设摊的立法导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民视角，有助于激活城市活力。在具体实施中，政府部门应该从更人性化的视角，多一些对市场需求的调研，多一份对民意的尊重。比如政府划定一块区域开夜市，但未必是老百姓喜欢的地段，这时管理者如果能够俯下身子，多听听民意，了解百姓的实际需求，再进行规划布局，这将有助于构建共治共享的夜市格局，有助于烟火气的可持续。
相比“市容”这笔账，实际上还有一笔经济账。几家夜市组办方告诉记者，市集不仅人气旺，还产生了不小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市集周边实体商户的销售，一些商场夜市更容易吸引跨圈层客流；而一些特色鲜明的园区市集，小而精的特色市集，吸引很多潮人、文艺青年来打卡，带来线下客流。天安千树市场部活动负责人范双吉说，作为主办方，就希望借助夜市的环境条件，汇聚起人流、人气。
不少管理者提到“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摊贩中心拥有完善的水电设施，通风良好，卫生有保障，政府还发补贴，让摊贩都愿意入住，街头流动摊贩也就基本消失。“新加坡的模式，就是把摊贩纳入到城市的经济和管理体系中，这对上海这般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值得借鉴。”
外滩枫径。 海沙尔摄
在经济学家眼里，一个没有密度和流量的地方是没有未来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监事长钟民说，营造有烟火气的消费环境，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烟火气与国际范儿是不矛盾的。它们在为民、利民和便民的目标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提升消费供给的质量、多样性和便利度等方面是互补的。
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设摊的有序松绑，指向这座城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