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流回1985年的广州,谁也想不到身处边缘地位的 地摊经济,竟然会有“转正”的一天。
在全民直播的风口之下,好像又一场新的“带货”革命即将到来。截至6月4日,全国至少有 27个城市已经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作为一个广东人
摆摊可以卖什么?
夏季南方的夜晚,坐在户外是比呆在室内更好的选择。夜幕逐渐拉起,在一些没有明文约定的地点,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同花样的小车开始聚集,变戏法一样地开启了又一场美食狂欢。
这些食物大多选用普通的食材, 单价不高,利润微薄,无店租的小推车是最实际的经营途径。
这些小车,在广东被称为“走鬼”。 那么,作为一个广东人,在广东做“走鬼”,可以卖什么?
拿一张小板凳,支一张小桌子,临时拉的电线点亮了头顶的几个小灯泡,一辆燃着熊熊灶火的小推车掌控着方圆20米的一切动向。 啫一份田螺,吃一碟牛河,饮两杯珠江啤酒,这是地道的粤式过法。
一个人,一手拿着一个小小的纸碗,一手拿着竹签,站在最繁华的街头,无视来来往往的人群,毫不顾仪态地站在路边吃得津津有味的话,不用猜,他吃的一定是 萝卜牛杂。
牛杂最早就诞生于“走鬼档”。在北京路、上下九,或者是一些狭窄破旧的古街小巷,都可以见到 飘着独特香味的萝卜牛杂小推车,不同的推车,藏着不同的味道。
有的汤汁清淡,但会配上各种重口调料;而驰名广州美食界的 “阿婆牛杂”则是重口味牛杂的代表: 牛杂老汤用油兑上 花生酱,再在锅底里放入大块的 红糖。
和萝卜牛杂一起出现的,常常还有 “猪红汤”。一碗清汤,几块猪红,几根芽菜,一口下去,带着浓郁的胡椒粉的温暖。从早餐到宵夜,总会有人惦念起这一口味道。
咖喱鱼蛋之于香港人,就像萝卜牛杂对广州人的意义一样。这原本是用一些 卖不完的鱼肉加上一些面粉制成,味道上缺乏鱼的鲜味,因此需要再加上浓郁辛辣的咖喱汁中和——但胜在价格低廉。
车仔面之所以叫“车仔”面,就因为它诞生在小推车上。1950年代,香港经济迟缓,同时大量内地难民涌进香港,谋生困难,于是香港街头出现了一大批流动摊贩,最多的便是 搭起车仔面档,摆卖咖喱鱼蛋和车仔面一类的熟食车。
1938年,本有“食在广州”之誉的广州,在日寇的侵略下变得百业凋零。这时,一个叫许彬的商人结束了酒楼的生意,在杨巷路开起了一家“粥粉面”档。路边支起桌椅,灶台一架就是一家店。正是他,发明了当时并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 “干炒牛河”。
没有便利店的年代, “走鬼档”是快速解决吃饭问题的最佳方案。学校后门推着车戳 鱼蛋的小哥;巷子深处起着煤炉煮 牛杂萝卜的阿姨;清晨的巷口,三轮车掀开白纱布,藏着一条条 猪肠粉的大姐;深夜两点,路口转角炒起 田螺的大叔……
他们的小摊都能成为你专属的饭堂,也由此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街头小吃的文化。
巷尾升起的炊烟
人们热爱“小推车”原因其实不过四个字: 便宜、方便。
不需要在乎仪态,洗了澡穿着拖鞋就能往楼下去。小推车的老板总是精明的,一定会把车停在最方便大家碰面的位置——或者能挡雨,或者足够近。
一辆小车就是一种风味,短短一条小路,只要汇聚了几辆小车,就可以一次性尝尽几种味道—— 花费不多,分量刚好。
小摊档的老板都追求薄利多销, “快”成了他们其中一个生存法则。一碟炒粉从下单到上桌不到10分钟;牛杂捞起来就能拿走;猪肠粉20秒就能剪好;炒螺提前过水,下锅爆炒几分钟就好……
饥肠辘辘的白领,匆匆下课的学生,附近加班的年轻人,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点汇聚在一个个小推车前,花费不多的金钱和时间,填饱肚子歇息片刻。
从“走鬼”到“街边仔”
“走鬼”一词源自香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经济尚未起飞。没有制造业,就业岗位有限,但却有大批内地人跑到香港谋生。
他们当中大部分来自广东乡下,没有文化,也缺乏一技之长,为了养家糊口, 跟着同乡做小贩成了在香港最快的谋生手段,其中餐饮小贩占据着半壁江山。
当时的香港,街头摆卖盛行,在鸭寮街、九龙城一带更热闹,小贩几乎占据了街道的大部分空间。港英政府就以维持治安为名,开始对满街小贩横加打击。
当时警队一线的杂差不少是印巴人士,因长相不同,港人称之为 “红毛鬼”。这些印巴警察对做小商贩的华人执法很严厉,小商贩们很害怕,于是,每当有人看见他们出现,就会有人带头大喊“红毛鬼来啦,快走啊!”。大家听到喊声,风驰电掣打包走人。时间久了,为了提高效率,大家就简略地喊 “走!鬼来了!”再后来就简化为“走鬼啦!”。
就这样,“走鬼”成为了小商贩的代名词。
另一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一大批被称作 “街边仔”的个体户应运而生。
在时代的背景下,他们作为当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有力补充, 出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 卖粥粉、做烧腊、煮牛杂、炒河粉……只要有一技之长,在街边支起一个摊子,烧起一个煤炉灶就能开业。
各种传统小食摊挡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成了广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历盛不衰的饮食业也吸引了大批待业青年,其中不少,就有今天叱咤美食界的大企业家。
从地摊里走出来的“王者”
1977年,在中国恢复高考的这一年,一个姓臧的女人从家乡青岛出发,飞往泰国与丈夫团聚。
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来到了香港转机,第一次踏足到了这片“新潮”的土地。一切似乎都将迎来全新的样子。此时,她得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丈夫早已在允许一夫多妻的泰国再娶。
她就这样和两个孩子,滞留在了香港。
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只能出去做散工,靠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维持生计——但仍然杯水车薪。人生转机出现在饭桌上,有一次她为朋友包饺子,来自青岛的她,手上有着家传的做饺子的秘方。客人一尝,赞不绝口,开玩笑着说道: “有这么好的手艺,做饺子卖定赚钱。”
贫穷是创业最大的原动力。她拿出身边仅有的几百块钱添置了一辆木头车和做饺子的原料,在香港湾仔的码头边开始摆摊,包饺子、煮饺子、卖饺子一脚踢。因为物廉价美服务好,短短几年之内,这个小摊档已经远近驰名。
现在,这个在码头边的“走鬼档”,已经成为占领香港10%的新鲜水饺市场,30%的冷冻饺子市场的品牌,品牌的名字还是用了最初摆摊档的那个地方——湾仔码头。
有人说,“中国起家于八十年代的那些富豪, 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来自于干‘流动小贩’”。
根据当时的报道,从1979年到1986年,广州市个体户已经达到99700户,从业人员接近15万人。户数、人数均都居于全国十大城市第二位。
但这样的风景,在1984年后戛然而止。84年国庆假期后,广州市明令禁止在市区主要马路的人行道,随后禁止在市区内所有带“路”字的两旁形设新档,并且要求现成的档口也应逐步向偏僻地段迁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市容监察大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城管大队”,主要任务就是制止乱摆乱卖。
千万豪宅与市井小车
饭点的时候,那些捧着小碗、捏着竹签在那团热气里大快朵颐的;穿着校服,穿着西装,画着浓妆,抑或素面朝天的人们,个个吃得油光满面,满嘴留香。
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一公里外仍然灯火通明办公楼;有的刚把车子停进了隔壁的高档住宅楼;有的刚洗完澡,从旁边的城中村里鱼贯而出;有的背着书包,晚自习下课的铃声十分钟前刚刚敲响。
很多时候,动辄千万的豪宅与人均月收入不过万的城中村,只是隔着一条小巷而已。
正如总理说的,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接地气、有人情味的生意。而便宜实惠的地摊经济、小店经济,也让初到城市的人,能够在井底看到星辰。
看到那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往上爬的梯子。
那些地摊美食,你pick哪个?
撰稿 | 阿K
参考文献:
《广州的街边仔》许家荣 1986.04
《街边仔的酸甜苦辣》朱荣达 1986.01
《广州,街边英雄沉浮录》叶丽敏 19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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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21点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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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下午两点半(本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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