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项历史悠久的交易形式，突然成了席卷社交网络和街头巷尾的一股潮流。
我们征集了与练摊儿有关的故事。有的只是冲动之下的一次尝试，也有的是为了生活做出的无奈之举。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练摊儿需要的，是眼光、口才、勇气，和一点“街头智慧”。除此以外，每一个摊位，多少都装裹着时间的记忆和生活的味道。
文 | 史千蕙
编辑 | 楚明
运营 | 肖睿
@柠檬
时间：2008年或2009年春季
地点：北京地坛庙会
十来年前，我通过摆摊儿，第一次实现了经济独立。
当时我还在读大学，前一年，我听说一个同学和家人一起去地坛庙会摆摊儿卖小吃，从年三十到年初七，“每天赚五六万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春节黄金周下来，一共有30多万的流水。
对于一个10年前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笔惊人的数字。我当时在麦当劳打工，时薪6块8，一个月下来最多也就赚个四五百块。其他同学也做做兼职，大多也都是家教和快餐店打工。做生意是脑筋活络的同龄人才能想到的，当时我还有个朋友，在西单开了一家“格子店”，又加上这个在庙会摆摊儿的同学，让我突然觉得，人生离“做生意”这件事很近。
于是我和几个朋友蠢蠢欲动，也想趁着春节大赚一笔。不过，我那个同学的成功经验有他不可复制的部分，人家家里就是开小饭馆的。我们退而求其次，准备进一些小玩意儿卖。
几个玩得好的朋友，带上我一共6个人，大家一合计，决定就这么开始吧。想去地坛庙会摆摊儿，得先搞定摊位。租摊位需要营业执照，很巧，其中一个朋友家里就是有营业执照的，我们因此先分了一部分钱给他爸爸。带上租金，一个人一周的成本在7000元——又一笔巨款，于是，我们分头找家里要钱了。当时每个人问家里要了1万块，正好赶上过年，家里人最大的担心就是觉得摆摊儿又脏又乱，都是土，我还象征性地跟家里人争辩了几下。
我们去天意批发市场进货，那个市场在3年前的秋天正式停止营业了。我们长着学生的脸，也没背着大黑口袋去进货，批发市场的人都觉得我们是来起哄的，不肯说批发价，报出的都是单品价。比如我们之前考虑过卖T恤，一件进货就要二三十，卖的话得标价四五十才不亏，这价格都快赶上实体店了，问题是，谁会跑到庙会上买和商场价格一样的衣服呀？
最后我们选定了面具。不是那种薄薄的塑料面具，其实它还挺有质感的，甚至很立体，比如张飞的面具，上面真的有毛毛，有点像舞台剧用的那种面具。进货价12，我们卖30——在摆地摊的世界里，这远远算不上暴利。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家里开饭馆的朋友，在嘉年华一样的地方摆摊，3块钱成本的东西，喊价30块。
由于给出的租金少，卖的东西又不“核心”（卖小吃的才是核心地摊），我们被分到了地坛公园里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在一个最偏远的小门旁边，那个小门在庙会期间还不开。
我们派出了两个男生，去主干道拿着面具兜售。那些长相诡异的面具，成功吸引了小朋友，以及一些口味独特的大人。其他人就坐在那，等着客人来。我们还编了一些顺口溜来吸引客人，人一走近，我们就跟人来疯一样喊。人不来，我们就坐在那儿，自闭，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小伙子，在夏天的操场上蹲着，等美女穿着裙子路过。然后只要有人穿着裙子来，甭管好不好看，都想嗷两嗓子。
现在想想，大学生去摆摊儿，挺有优势的。年轻，真诚，一看就不是那种地摊老**儿，天生就能多博取一些关注和好奇。当时还有朋友跟凑近来的客人说，我们是勤工俭学。现在这个词已经不怎么提了，10年前，大家默认大学生就是应该勤工俭学的，就是应该自己想办法赚生活费的。
我们当时也没像真正的生意人一样，计算一下收益和成本，计算每一天的客流量。相对于日复一日真正当做生计的练摊儿，我们像一个快闪活动。最后几天，东西没卖完，谁也不想搬回去了，批发市场又不给退，我们就亏本大甩卖，最低卖过10块钱俩。结果到春节结束，还是剩下了一些面具，我们就各家分一分，送给了有小孩的亲戚。
我们甚至都没想过，如果亏本怎么办。大学生，手心朝上要钱，不是自己的钱，亏了也就亏了，不心疼。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我分到了25000元，扣除掉7000元的成本，相当于七天赚了18000元。这笔钱成了我经济独立的开端，那一年的暑假，我用这笔钱，跑去美国玩了一趟。从此，我再也没有问家里要过钱了。
▲ 许多大学生都会选择摆摊挣生活费。图 / 《天生要完美》截图
@哲哲
时间：2012年暑假
地点：广东潮州步行街
高中的时候，我跟着姐姐摆过一个夏天的地摊。
我身边做生意的人多，一个熟人此前开了一间饰品店，开着开着，她就不做了，剩下了一堆货没卖，就留给我们了。本来那一包东西放在家里，也没有人想起来它，后来不知道怎么着，被我姐姐知道了。我姐是一个热爱赚钱的人，她提出我们可以摆摊，把这些库存给卖掉。
我姐把地址选在了市内的步行街上，这里人流量最大。摆摊需要付清洁费，每天2块钱，会有专人走到你面前收。没有固定摊位和明确的地盘划分，我们都是吃完饭就过去找位置的。那条步行街的两侧是商店，有的店家态度很差，不允许别人在店门口摆摊，而且他们不会在你刚刚准备摆摊时就赶你走。他们往往会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你把东西全部摆出来后，再走出来让你滚。他就是想看你白忙活一场的样子。
城管隔三差五来一趟，有一回我们差一点被抓。被抓的话，货品都会被没收。还好我们一直借小姨的电动车开，跑得快。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小姨的电动车被我们压坏了。也是，小小一辆车，每天都得驮姐弟两人和一大包货，肯定超过荷载了，不坏掉才怪。直到现在，小姨偶尔还会笑着埋怨我们，说那辆车她自己都没骑过几次。
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件尴尬的事儿。摆地摊，听起来像是走投无路之后才会走的路。那条步行街又在我的高中附近，暑假还没来的时候，我不愿意跟我姐一起摆摊，怕碰到熟人。后来放假了，我就过去帮帮忙。习惯了之后，我发现摆摊儿比我想得要好玩，也很赚钱。
每天晚上7点多，吃完了晚饭，我们就骑着电瓶车去步行街。铺一张布在地上，然后把商品分门别类放好：耳钉，眼镜、项链……到后来，手里的那批货卖完了，我们又进了相框、皮带等等。现在看看当年的照片，觉得地上好脏啊，当时居然没想过要先扫扫地，或是买一个小桌子放在那里。
那时候电子支付还不普及，我姐弄了个公交车售票员用的大夹子，又找家里人换了很多零钱。晚上10点多，步行街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人群渐渐散开，我们也准备收摊回家了。那个时候，她就会把当晚收来的钱倒出来，放在布上数钱，而我在旁边拿着一个小本本记账。数完了我们再回家。最多一个晚上，我们卖了500多块钱。
▲ 夜市是每个城市摆摊最红火的地方。图 / 视觉中国
有一天，步行街上突然来了个外国人。外国人看中了我们卖的相框，我们卖70来块钱一个，他砍价，下手可狠了，上来就砍到20块。其实外国人旁边就跟了个翻译，但我姐脾气上来了，非要用英语跟人家讲价，一言一语的，说了好几个来回。讲到后来，我们的摊子旁围了一圈人，都在看他们用英文砍价。到最后，那个相框也没卖出去。
生意做着做着，一个同龄的亲戚加入了我们。按照辈分来说，我得喊他叔叔。有一天我姐不在摊位上，我和这个叔叔一起看着摊子，一家三口走了过来，小孩子大概两三岁，很喜欢我们卖的平光镜：圆圆的镜框，戴上去像胡适或者哈利波特。那个父亲显然很宠孩子，看着孩子喜欢，就直接问，这个多少钱？
那副眼镜我们卖8块，我正要说，旁边的叔叔突然开口，说，20块。
那个男人没有讲价，我们就这样“敲”了人家一笔。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太**诈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做不出这种事的，但在当时，我也没有拦着他。
步行街上摆摊儿的人很多，大多都是卖衣服的，卖小吃和奶茶的，卖小玩具的，像我们这种卖饰品的，一条街走下来也没几家。我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我姐真是一个有做生意天分的人，她一定是经过了市场调研，才做出了练摊儿的决定。
直到最近，地摊儿又火起来了，我才意识到，当年我姐一直都没给我分红，只用赚来的钱给我买过两杯奶茶。我可能真的没有她那种做生意的天分，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年夏天，我们究竟赚了多少钱。
@郭小兔
时间：2010年—2016年
地点：北京某地下商城、动物园
大学毕业后，我和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在五道口附近的一个地下商城租了个铺面，卖手机壳。
手机壳是智能机时代的产物。当时苹果的3GS刚推出，五道口的学生们，大多还拿着按键手机。单卖手机壳肯定是卖不动的，所以我们搭配着饰品一起卖。
租金是你想象不到的便宜，在北京，五道口，传说中的宇宙中心，一个月只要1000多的店面费。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根本没有人来买。3年后，这家店撑不下去了——其实撑不下去的也不止我们一家，那条地下通道整个都生意寥寥。我们就转战去了动物园批发市场。
到了动物园，我们依然做卖手机壳的生意。小饰品的大本营在浙江义乌，手机壳的大本营在深圳华强北。只跑了两三趟深圳，我就定下了我们长期的供货商。
在动物园批发市场的每一天，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早上六七点就得到，因为客人都是来进货的商家，大家都是早早起来做生意。到了中午，就会有推着小车来卖盒饭的人。
手机壳这种东西，在动物园属于边缘生意。来进货的淘宝服装店店主们，会搭配着买一些手机壳，作为赠品送给顾客。我们的店，也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还好卖手机壳的人本来也不多，每一家也离得很远，渐渐地，我们也累积了自己的客源。
▲ 上世纪90年代，摆摊使很多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图 / 《相爱十年》截图
当时微信支付刚刚开通，大家都还是更喜欢收现金，因为提现需要手续费，1万块提现就需要10块钱，久而久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有一个小挎包，专门放收来的钱，每天下午4点，收摊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对面的银行去把钱存起来。
说起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地摊儿，我也凑过一次热闹。大概2010年左右，我们的一个朋友摆摊儿，晚上摆，早上也摆，卖衣服。我们就去找他玩，顺便卖点东西。我当时带过去的是围巾，那是冬天，北京冬天那个大风刮的，我还没开始卖呢，就走了。北京孩子没办法摆摊儿赚钱的，没必要，不指着这个赚钱。
我家里也没有人做生意的，这是我毕业到现在，持续最长的一份工作。起因就是我不想上班。我是学体育的，当时最常见的出路是去健身房当教练，但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健身市场好像已经饱和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也考了秘书证，想着做点文职工作。阴差阳错地，从卖小饰品和手机壳开始，我走上了做小生意的路，一直到现在，我开网店，也在朋友圈里做代购。有时候想一想，再让我去找一份需要坐班的工作，好像也不可能了。
疫情开始到现在，我有上班的朋友见到同事被裁员，也过来问我，电商要怎么做，生意要怎么做。我就说，你要是现在想干，那就慢慢来吧，反正第一下，肯定都成不了。
@
时间：1993年
地点：哈尔滨
大概是1993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暑假时，爷爷会从家里走到我家，然后带着他的两个老式手拎编织筐和马扎去离我家隔一条马路的街边摆摊。
摆摊儿的多数都是附近要拆迁的居民，卖些旧货，也有个别卖旧书和古钱币之类的混在其中。我爷爷主要卖一些很小的工具，比如各种型号的钻头，还有一些旧手表、眼镜和印章料，因为他一度是开修表刻字店的。那个时候摆摊儿没人管，我没什么事儿就去找他，和他一起守摊，等到下午两三点收摊帮着一起收拾，帮他拎一个筐回去我家，然后爷爷从我家再走回自己家，因为他下午4点就要吃晚饭。
▲ 许多老人也会出去摆摊，做一些手艺活儿。图 / 视觉中国
我家在道里，爷爷家在南岗，还是挺远的，那时候他七十多岁，仍然健步如飞。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发生，就是平淡无聊的夏日，一老一小守着地摊各自消磨。
2002年我离家去上大学前的暑假爷爷过世，现在想来摆地摊应该是唯一一段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光。
@刘可爱
时间：大约在2015年
地点：江淮一带某城市
我们家在房市低迷的那一年，卖了原本的住房，然后一边租房一边寻看新的合适住房。后来，临近高中会考，政策上是必须落户，落户需要有房子。没有时间再去看更合适的住房了，家里人急急忙忙买了新房子，为了我接下来的考试。
原来卖房子的钱付了首付，但不够，因为房价在我家卖了房子之后就开始涨。于是，去跟银行贷了一笔款。妈妈内退后一直没有工作，照顾我。爸爸虽然是技术过硬的牙科医生，开了小诊所但是不懂经营，那几年生意一度很差劲。
你能想象半个多月没有病人看诊吗？我那个时候是高中，我的学费、补课费和生活费是我们家最大的开支，因为真的很多。爸爸的生意又不景气，妈妈和人合作生意，被人坑了，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少，我们家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家门口的步行街可以摆小吃摊。妈妈做菜手艺一向过硬。为了补贴家用，没办法，妈妈只能早上去菜市场门口摆粢饭摊子，下午在家门口摆了小吃摊。卖点豆腐脑、胡辣汤、凉粉、韭菜盒子，这种小吃。
妈妈凌晨4点半起床，煮饭，5点半必须到摊点。到9点多可以收摊的时候，因为剩下的一口饭，如果卖不出去只能倒掉，还会再等一等，看看能不能再卖出去两个饭团。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我特别心疼妈妈，就想她早点收摊回来，睡一会儿。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她不想我早起受苦，洗菜什么的她又嫌弃我做得慢。其实我怀疑她只是托词，就是心疼我，舍不得我做这些。
▲ 摆小吃摊需要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图 / 视觉中国
一开始的时候，妈妈没有买电动三轮车，是手推的车，很重。早上的饭团摊点，离家里差不多3个红绿灯，妈妈要走20多分钟，上午10点多到家。如果回家早，可能会有时间睡一会儿，如果那天饭剩得多了，多等了一会儿，就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因为要准备下午出摊的东西。胡辣汤里的海带要洗要煮，里面的面筋条是水洗面筋要慢慢洗，还有凉粉要打，豆腐脑要先把黄豆洗好、泡好、再磨好，然后煮出来，点卤，韭菜盒子的韭菜要挑要捡要洗要切，里面的粉条要泡要切，鸡蛋要炒熟，火腿肠要切成丁……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妈妈又是做东西特别干净的人，根本不会敷衍了事。爸爸中午会从诊所回来帮忙，但是能帮的有限。我也只是在边上打打下手，比如剥一下凉粉里要用的蒜，捣成蒜泥，花生粒捣成花生碎。有一次，她好不容易午睡，结果，估计是太累了，做梦了，嘴里在喊胡辣汤、豆腐脑。我真的很难受，现在想起这些，都会哭。
太难了，但是可能普通家庭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吧。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周末会回来帮忙，就在隔壁城市，离得也不远。放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基本每天下午都会陪妈妈出摊，一直到晚上10点多收摊。坐在一起聊聊天啊什么的，可能是经历了这些，那个时候突然间好像就长大了，我以前很不听话的。那个时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今天生意好一点，可以早点收摊，早点做完事情，妈妈早点睡觉。最快乐的事情，可能就是数那些零碎的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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