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有什么是绝对公平的，孤独的体验可能是其中一种。
这几年，关于年轻人孤独现象的讨论是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有关孤独的话语发端于空巢青年一词的发明，成熟于一人食的流行，滥觞于宠物经济、单身经济等消费话语的兴起。某种意义上，21世纪的孤独，不仅是时代的流行病，更是一门大生意。
孤独是如何被发明的？孤独又如何从一种社会和情感状态，成为当下的一大问题？一个事实是，当孤独的话语泛滥成灾，我们或许从未如此孤独过。
发明孤独：一种现代性的情感
“孤独，其本质决定了忍受着这种孤独的人无法将其表述出来。”——《论孤独》
在卡夫卡最为人熟悉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他拖着胖乎乎的新身体试图重新融入世界，却不被接纳，最终以甲虫之身孤独死去。他的遭遇被认为是描述现代人身心异化的最佳范本。而他在身体变形之后内心感到的孤立感，也诉说着关于孤独最为深刻的体验。
按照历史学者费伊·艾伯蒂在《孤独传》的定义，孤独是一种意识和认知层面的疏离感，是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隔离的社会分离感。孤独是一种情感上的匮乏，关乎一个人在世界当中的位置。
有时候，孤独也关乎逃离众人的冲动。在小说集《寂寞的游戏》里，作家袁哲生曾这样写道：“我想，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
于是，他在小说里虚构了司马光砸缸的另一个版本：司马光和一群小朋友玩捉迷藏，寻获众人之后，他却坚持还有一人未被找到。在巨大的水缸面前，众人举起石头砸了过去，顺着水流冲出来的，是一个满脸泥垢的小男孩，他竟是司马光自己。
在这本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小说里，捉迷藏的意象反复出现，讲述着人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隔绝。孤独，在袁哲生这里，幻化成存在主义式的“他人即地狱”。
追溯有关孤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总是在逃向孤独与逃离孤独之间徘徊。
卡夫卡，或是袁哲生，他们所讲述的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孤独，也是人类的现代困境：它源于“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深刻疏离”。
现代性的孤独或许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后，它已然是现代人生存的根本性处境。
孤独城市：迷失的，也是解放的
“孤独是一个熙来攘往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孤独的城市》
城市所特有的孤独感，我们并不陌生。在爱德华·霍珀的画中，我们也曾见过孤独的身影。它首先是一种空间性的孤独，是那些萧索的办公室、咖啡馆，也是浓黑夜晚中过于明亮凛冽的餐厅与房间。
从早期的《星期天》到后来的《夜游者》，孤独是霍珀画作中永恒的基调。
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曾总结了霍珀画作中的重要组成元素：街道和马路，上面空无一车。在这里，无人分享我们的所见，之前亦不曾有人来过。
小半个世纪后，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横穿过美国，留下了一本招致不少骂名的文化地理学作品。如果城市的孤独在霍珀的画中更多是空间性的，那么，在鲍德里亚的笔下，城市的孤独亦是精神性的。
在《美国》中，他将洛杉矶称为“关于冷漠的童话”。到了纽约，他又为我们描述了这座城市中所特有的笑容：微笑只意味着有微笑的需要。笑容背后没有隐藏的动机，却把你阻挡在距离之外。他将这种大城市独有的笑容形容为“情绪全面低温化”的一部分，是把“这空虚、这冷漠馈赠给他人，用零度的喜悦和愉快照亮你的脸”。
有时候，对另一群人而言，城市的孤独也意味着心灵的解放。正如伦敦之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她而言，伦敦这座城市永远“吸引着她，激发着她，带给她一部剧本、一个故事、一首诗”。
伍尔夫在《漫步街头》中写道，“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于4点至7点之间踏出了家门，摆脱了朋友们熟悉的那个自我，成为由匿名步行者所组成的庞大共和军团中的一员。”
对于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西方女性来说，能独自在城市中漫游仍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自由。直到上世纪50年代，我们依旧能在露丝·奥尔金的摄影作品里，看到女性上街被一群男性围观指点的场景。
孤独经济：化解孤独，制造孤独
“对孤独的恐惧造就了孤独本身。”——《孤独传》
年轻人的孤独现象是近年来媒体热议的焦点，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常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城市化与独居潮的兴起相联系。
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发起一项名为“BBC孤独实验”的在线调查，共计54988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其中，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的群体是孤独感最强烈的人群。
21世纪的孤独，不仅是时代的流行病，更是一门大生意。我们见到了关于孤独的两种流行叙事：它有时是新时代年轻人的独立宣言，有时又成了他们需要迫切逃离的负面情感。前者让我们看到了不明所以的“悦己消费”，后者则见证了诸如“陌生人社交赛道”等大厂黑话的诞生。
只是，孤独消费与社交媒体真的能缓解人们内心的孤独感吗？艾伯蒂在《孤独传》中指出，孤独之所以会在21世纪成为一大问题，背后与广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休戚相关。当“孤独”在19世纪作为术语被发明出来，不仅是为了反映全球化变革的异化属性，同时也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情感体验形式，是上帝退场后，自我被抛向了孤立无援、变动不居的真空状态。
在不少学者看来，新自由主义关注消费、强调个人所得是通往幸福的途径，从而催生了孤独。当一个人因孤独而花钱，TA的孤独并不会因此得到填补。越沉浸于消费的年轻人，越容易感到孤独。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悖论之处在于——“它制造的孤独与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独是一回事”。换言之，社交媒体只能缓解短期的孤独，过度依赖社交软件，却加剧了现实中的社会隔离。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结果，自1985年以来，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数翻了三番，这在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当然，这并不是将年轻人的孤独症完全归咎于社交媒体。对于有社交焦虑与社交障碍的年轻人来说，社交媒体的确缓解了孤独感。正如艾伯蒂所言，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与情感体验，打造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连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社区。
重思孤独：孤独的士绅化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的起源》
在《孤独的城市》中，莱恩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情绪的士绅化。她认为，如同城市的士绅化，我们的情绪也正经历士绅化的过程，由此产生类似的同质化、中产化以及死气沉沉的后果。
这倒不难理解。在现代性的语境里，情绪与身体一样，都需要被统一管理。直接的后果，便是将负面的情绪与感受当做“不稳定的化学作用产物”。在莱恩看来，这种将孤独病理化的做法，让孤独失去了本身的复杂性，也遮蔽了情绪作为制度性不公的回应。
这不免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关于孤独的政治性思考。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的衰落是人类孤独境况的根源。当人们能够在其中相聚相连的公共领域失落，我们的生活大量孤独现象便应运而生。她同时指出，个人的原子化是现代社会最极端也是最反人性化的表现。
去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不少学者也曾重思孤独的政治性内涵。英国《卫报》一篇名为《孤独公民：孤独的政治》的文章指出，孤独是一种流行病的说法，加深了人们对孤独不必要的恐惧，也消解了公共性的“社会关怀”。在作者看来，这正是英国政府的“伪善”：一方面过度报道孤独，一方面又结构性地摧毁社会联系的关键来源。
与此同时，英国多年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真正的孤独铲平了道路。当集体性的孤独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只能互相取暖。这是因为福利国家早已成为过去，而当下的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根本无力满足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所需的照护资源。
孤独的政治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它让我们看到孤独并非只是个体生活的体验，它的背后联结着被人忽视的结构性困境。
它也提醒着我们，当孤独的话语泛滥，我们或许从未如此孤独过。
□青青子
